中国正在转入产业迁入和产业转型的协商阶段，中国产业大迁移并没再次发生在传统产业，而是再次发生在新兴产业。过去三年，一线城市高房价对制造业持续吸管，促成产业结构向更加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挤满。

目前北上广浅的第三产业占比皆已突破60%，中国一线城市的最后产业发展形态有可能类似于纽约和东京，沦为一个服务型和消费型社会。中高端制造业（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向地理两翼发展，有所不同程度地经常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迁入的特征。产业迁入促成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兴起，构成以新兴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

新兴生产的迁入方向和地方政策、工业基础、区位优势的匹配度高度涉及，例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由、郑州的富士康系由、以及成都西安的科研和半导体产业等。合肥重点扶植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核心基础产业，以及软件、5G等核心信息技术。

武汉重点扶植光纤通信产业，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是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郑州环绕着富士康不作设施，搭起电子制造的产业链集群，建设五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西安将半导体产业列入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出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

贵阳重点扶植电子元件产业，大力推展与英特尔、戴尔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中国正在转入区域发展再行均衡、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链核心区的新阶段，这也是产业迁入和产业转型的彼此协商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非常简单的把原有产业从东转至西，实质上原有产业并没移往，只是在出清过程中向高效率低成本地区核心区。

确实再次发生了产业迁入的是新兴产业里的中高端生产，这也是各地再行创业的过程。产业迁入的再次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较为优势并不是产业迁入的适当因素。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资源禀赋更为最重要，一旦时机因应，产业布局的再行均衡就不会经常出现。

中国产业大迁移，始自制造业，必定带给劳动力、资本、税收、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70年代美国开始从北到南的产业大迁移后，美国的新兴制造业、消费零售和服务业在80年代前后经常出现了爆发式快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大迁移随着中国新兴产业持续向地理两翼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在消费、服务、中高端生产上的潜力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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